9月15日，第五届BIONNOVA北京创新论坛现场，药康生物临床前服务平台肿瘤管线高级SD朱芳博士分享了近期关注度较高的研究方向——in vivo CAR-T。

传统CAR-T疗法单次治疗费用动辄上百万元，体外制备周期通常需要2~3周，对患者的经济和时间成本均构成很大负担。在此背景下，in vivo CAR-T被视为降低生产成本、缩短制备周期的潜在解决方案，并有望将治疗场景延伸至门诊环节。据公开资料统计，截至目前全球已有十余款in vivo CAR-T候选药物进入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（IIT），其中多款已获得IND批件。

随着该方向关注度的提升，临床前评价面临的实际挑战也日益凸显。

体外筛选的金标准：抗原密度依赖性杀伤

朱芳博士在演讲中指出，体外筛选不能仅以转导效率作为单一评价指标。研究与项目实践中均观察到转导效率与体内药效并非线性相关：高转导效率分子未必对应理想的B细胞清除效果，而部分转导效率中等的分子在体内表现出显著药效。

她提到的"金标准"是抗原密度依赖性杀伤：通过建立不同抗原表达水平的靶细胞系，与CAR-T共培养后绘制杀伤效率曲线，确定最小有效杀伤密度；再结合正常组织细胞的杀伤实验确定损伤阈值，两者之间即治疗窗。该策略既适用于先导分子筛选，尤其在构建不同亲和力的scFv时鉴定最优候选，也可用于脱靶风险评估。在筛选过程中需采用多供体、多批次重复验证——LNP载体的编辑效率在不同供体间差异较大，单一供体的结论可能误导项目判断。

此外，LNP与慢病毒两类载体的评价思路不同：LNP侧重瞬时转染效率与功能验证，慢病毒还需考察整合后的扩增持续性。同时，载体对B细胞、NK细胞、单核/巨噬细胞等非靶细胞的脱靶转导风险，亦应在体外阶段完成评估。上述问题在体内阶段才被发现时，迭代成本将显著上升。

人源化模型选择是体内评价成败的关键

如果说体外评价是初选，体内药效则尤为关键。体内实验的第一步——也是最关键的环节——是模型选择。模型选择不当，轻则延误数月，重则影响项目整体策略。

In vivo CAR-T与传统CAR-T的关键差异在于评价对象：传统CAR-T评价的是"细胞产品"，疗效评估可在NCG荷瘤模型中直接进行；in vivo CAR-T评价的则是"递送载体+体内生成的CAR-T"双重对象，必须在含人源T细胞的人源化模型中开展。朱芳博士在演讲中系统对比了药康生物四种常用人源化小鼠模型：

▎huPBMC-NCG：重建周期7~10天，T细胞占比高，适合早期快速筛选分子与转导效率评价。需注意GvHD发生较早，评价窗口期相对有限。

▎huPBMC-NCG-MHC-dKO：在NCG基础上敲除MHC I类和II类分子，GvHD反应显著减轻；同样7~10天完成重建，可支持更长周期的药效观察与毒性评价，是中长期研究的主力模型。

▎huHSC-NCG：重建周期相对较长，但可长期重建功能性T细胞，免疫组成与人体最为接近。huHSC-NCG是CDE相关指导原则中认可的人源化模型，已广泛用于CAR-T的非临床评价，并符合GLP毒理评价要求。药康生物库存充足，每批次可供应500余只小鼠，预实验验证外周血hCD45+≥25%，重建后35周存活率>90%，具备长期毒理研究的批量化供应能力。

▎huHSC-NCG-M（SGM3）：转入SCF、GM-CSF、IL-3三个人源细胞因子，髓系细胞重建水平显著提高，尤其是巨噬细胞。该模型主要用于递送载体的免疫原性评价——载体进入体内后很快被肝脏截留并被巨噬细胞吞噬，缺乏充分髓系细胞重建的模型难以真实反映这一免疫清除过程。

实际应用中，上述四种模型通常组合使用：早期以huPBMC-NCG快速初筛，中期以huPBMC-NCG-MHC-dKO开展药效与中期毒性评价，后期以huHSC-NCG支持GLP安评，免疫原性评价以huHSC-NCG-M补充。药康生物可同时供应上述四种模型并提供全流程配套服务。

给药方案与双靶点评价设计

模型确定后，给药方案的设计同样关键。In vivo CAR-T的递送载体不同，体内研究设计的差异显著——慢病毒载体与LNP载体在给药剂量、给药频次、检测时间点、评价终点上均存在差异。药康生物针对不同递送系统的特性定制化设计体内研究方案，使载体特性与评价终点相匹配。

演讲后半段，朱芳博士讨论了双靶CAR-T的评价方案。该方向目前是行业的研究热点，CD19/BCMA双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，但实际开展时面临若干难点：能同时高表达两个靶点的肿瘤细胞系较少，难以直接评估双靶分子的协同效应。

针对不同评价目的，朱芳博士给出了三套可行方案：

▎混合荷瘤模型：将CD19高表达的NALM6-luc与BCMA高表达的NCI-H929-luc混合接种，分别验证两个靶点的药效，适合早期快速筛选。

▎单细胞双靶点模型：在NALM6细胞上再表达BCMA，构建同时高表达两个靶点的细胞系，接种后直接评价双靶分子的综合疗效与协同效应，是疗效评价的标准方案。

▎huHSC-NCG安全性模型：以NCI-H929-luc荷瘤加huHSC-NCG模型，同时评价对肿瘤细胞（BCMA）和正常B细胞（CD19）的杀伤效果，更偏向安全性与on-target off-tumor毒性验证。

现场提问环节中，有听众追问"双靶分子是否会出现在一个靶点有效、另一靶点无效的情况"。朱芳博士认为，这是有可能存在的，并强调必须分别验证每个靶点的贡献，设置单靶对照组，不能仅以混合药效作为评价依据。

安全性评价：从CRS到组织分布的全链条覆盖

in vivo CAR-T的安全性评价较传统CAR-T更为复杂，需要覆盖两条主线：一是CAR-T细胞引发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（CRS），二是递送载体本身的先天免疫原性与脱靶转导风险。

药康生物已建立较为完整的安全性评价体系：在huHSC-NCG模型中开展符合GLP规范的毒理评价，检测外周血和组织中CAR-T细胞的扩增与持续性、人源细胞因子（IFN-γ、IL-6、TNF-α等）动态变化、小鼠急性时相反应蛋白（Ferritin、CRP）水平，以及多组织病理和B细胞清除情况；在huHSC-NCG-M模型中评价载体的免疫原性与巨噬细胞清除过程；同时通过qPCR和流式检测载体在各组织的分布与脱靶转导。

药康生物的相关资源与项目经验

演讲最后，朱芳博士介绍了药康生物的平台资源，相关数据如下：

▎模型资源：300余种CDX模型、1600余种PDX模型、200余种靶点人源化细胞系、400余种肿瘤靶点人源化模型，以及20余种免疫重建小鼠模型，可覆盖临床前评价的主要模型需求。

▎批量供应能力：huHSC-NCG模型每批次可供应500余只，预实验验证达标，重建后35周存活率>90%，可支持长期毒理研究的样本需求。

▎项目经验：年通量2000+项，其中300+项为IND申报项目，覆盖NMPA与FDA双报，细胞基因治疗领域的IND申报服务经验丰富。

▎配套平台：除体内模型外，体外检测（流式、细胞因子、免疫学分析）、影像分析（荧光/生物发光成像）、PK/PD服务、Non-GLP毒性评价等平台均已配套齐全。

此外，在肿瘤之外，自免、代谢、神经、心血管、呼吸感染、罕见病、眼科等领域的管线已系统布局，配套的行为学平台、影像学平台均已就绪。

写在最后

朱芳博士演讲结束后，与会研发人员就模型细节与项目排期进行了进一步咨询。

in vivo CAR-T方向目前关注度高，但临床前评价能力是将研究思路转化为可推进项目的关键。分子设计之外，模型选择、评价体系搭建等环节均会显著影响项目的临床推进结果。从体外筛选的金标准，到体内模型的组合使用，再到安全性评价的全流程覆盖，每个环节的迭代经验对后续项目的设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。这也是研发人员对系统化临床前评价经验持续关注的原因。